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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根据多年的经验,我们发现很多患者病后多是在西医治疗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才来看中医,往往这时候,最佳的治疗时机已被延误。
  凡来就诊者,我们都会按照中医辩证理论,为您明明白白治病,真真诚诚服务,全心全意地把我们家族几代人积累的病例和经验,奉献给每位来就诊的患者。
  如果您的疾病得到治愈,请转告他人;如果您有不满意之处,请告诉我们。最后,愿祝(助)所有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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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命运】

  中华传统文化最伟大!五仟年传统中医谁主沉浮?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创始传统中医在民间,根源在民间,名医在民间(如扁鹊、华佗、张仲景、皇甫谧、叶桂、孙思邈、钱乙、宋慈、李时珍、葛洪等等),唯有还原于民间,中医方可发展,反之,中医只能加速消亡。
  如果你认为反中医仅仅是出于个人爱好,那你就太天真了。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的最伟大国粹之一,已经保佑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为什么有人要反中医?其实它是帝国主义反华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国主子通过收买汉奸,在加上水军,从政策、科普、媒体、市场等各个方面,对中医展开围剿,美国为什么要灭中医?不仅因为中医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也是因为中医挡了西医的财路。西医的话语权在西方人手里,灭了中医,中国人的生死就有西医说了算。
  有人说中医不是科学,纯粹无知之极!他们所谓的科学就是指西方科学,西方科学才不过几百年时间,难道之前的五千年,中国都在蛮荒中摸索?
  所谓科学,真实的含义不过是分科而学,并非只有西方的学问才是科学。反中医的逆流并非始于今日,清末民初就开始了,今天不过是更为猖狂罢了。

  贾谦研究员说:“中医药能保13亿人民健康”,“振兴中医的希望在解放民间中医”。

  从民间中医境遇看现行中医药方针政策的偏颇----中国医促会中医药发展研究会 秘书长 袁晖尧教授 2006
  本命题从六个方面阐述如下:
  一、百万大军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民间、个体中医人数不止百万。他们利用祖传或师承的一技之长,为当地百姓解决看病难问题,许多人享有较高声誉,病人来源不仅限于当地。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按现行的西医化管理政策,没有取得也无法考取职业证书和执业资格,有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已获得合法行医资格的老中医,最近又被强行取缔,因而一概地按非法医对待而时时遭到抄家、罚款、没收、注销,致使广大患者看病无着,极大挫伤了民间中医的积极性,侵犯了他们的尊严和权利,也大伤了中医的元气,使百姓大惑不解。
  在以人为本、重视人才、鼓励创新和兴办私企的政策之下,如果单单对个体中医人才及其独特医术实行限制甚至打击,那么数以百万计的中医药从业人员将流离失所,不仅会斩断中医药的源流、失去中医药的精华,而且会给社会的安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建议中央政府根据中医药发展规律和历史现实国情,以及中医自古以来就是面对具体病人实行辨证论治的特点,尊重并爱护民间个体中医药人才、重视中医药学术和产业的规范发展,为13亿中国人民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计,重新审视现行中医药方针导向及管理政策,制定支持、保护、扶植、鼓励身怀绝技和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个体中医的宽松政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的根本精神(“与中医药有关的评审或鉴定活动,应当体现中医药特色,遵循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中医队伍中最广大、最有生命力的人群--民间和个体医中体现其尊严,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二、百万锦方
  实践证明,真正能治病、能做到诊治疾病简便廉验、效如桴鼓的,不是各医院几乎千篇一律的方法和千人一剂的某些广告药,而是医院中有祖传、师承根基又具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中医,以及世代相传、身经无数奇难杂症痊愈验证的民间个体中医的独特疗法和特效方剂:一粒丹药可通顽固性便秘,可消除腹水,可解除高热和救人于皆厥;二味中药仅20元钱可使已花掉20万元的七岁女孩先天性心脏病获治,使脑炎惊风,全身水肿、慢性肝炎、肺结核、危重痢疾、八年癫狂、长期眩晕、骨髓炎、红斑狼疮、尿潴留、严重风湿症、顽固性头疼等标本兼治;各种经典验方,在他们手中随证加减化裁,可以自如应对人间尚可救药的各种病症。这样的宝贵人才和健康财富,唯我中华民族独有,非我民间名医莫属。将他们置之绝境,无异于断送了民众摆脱病魔之苦的依赖和希望。相信以三个代表为宗旨的党和政府,定会从速修订对待民间和个体中医的现行政策。
  据美国对其本土传染性肝炎死亡率与我国上海同时期同类病的死亡率统计,其公布的结果为11.7%与0.05%之比,即234:1。也就是说,以西方疗法干预该病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其患肝炎者死亡234个,在中国疗法治疗下的死亡者为1个。这种天地之差异,曾经震惊世界,但不知曾否引起中国的惊异和深思。
  由于导向偏颇、政策有误,人们长期以来被带入一个大的医疗误区,许多疾病尚未盖棺就被论定,以医学的霸权主义掩盖医疗的无能为力,既欺己又误人,既是西医学的悲哀,又造成中医学的不幸。实际上,高血压并非必须终生服药,急心梗不一定要支架搭桥,中风偏瘫不是不可康复,糖尿病未必戒醣和终身依赖胰岛素,肾衰和尿毒症透析乃至换肾并不是必须的治法,乳腺瘤难道非得挖去乳房?子宫癌就必须摘除子宫?严重烧烫伤非要植皮不能解决疤结?骨折大可不必置入钢扦,时疫瘟病不是非有疫苗才可防治,一切炎性、病毒性疾患更不应一律滴注抗生素,肢体坏疽、股骨头坏死不截肢完全可以治愈,严重类风湿亦不是“不死的癌症”。至于真真切切的各种癌,也并非必判死刑的绝症,更不是只有手术--放化疗--将人变成“鬼”而后走上鬼门关这样一条单行线,世界为之束手的艾滋病,无论是中国的官医还是民医,按中医阴阳五行理论和有机整体疗法,均已取得临床突破性进展,只是因为不去正视、无人重视而难登大雅之堂。
  如此这般,奇法妙药尽在老中医和民间个体中医的锦囊之中,天地造化、世代相传,虽因政策不济不断带去冥冥之中,但五千年血脉流传,遍神州的羲黄后继,是赶也赶不尽,抓也抓不绝的,更何况他们是与众生灵那么生命攸关、与百姓那么息息相通。
  据权威估计,目前散在民间和个体中医手中的锦囊妙方号称百万。只要有好政策,哪怕只开发万分之一,那么人间的一切被称作“疑难病症”乃至“绝症”的病,就会释疑解难,就会“绝”而不绝,老百姓看病难的忧愁(医药费昂贵,久诊不决,久治不愈,毒副作用,致残和致药源性、医源性新病等苦难)就会得到缓解,五千年中医药王国仅占世界中药市场3%-5%的可悲状况也会大大改观。
  三、百年机遇
  人类在健康上趋向传统,回归自然的潮流,治疗各种疑难病症和“绝症”世界看好中医药的趋势,为五千年中医药的振兴和大发展带来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不是我们主动地套用西医药的标准和管理办法对待中医药,不是力争与FDA接轨,而是采取重视民族优秀文化、尊重中医人才和成果、按照中医药自身规律特点和具体国情制定方针政策,主动地推广中华中医药这个大品牌,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局面,更不会造成自己扼杀中医药的怪诞现实。
  回顾建国以来中医药的历程,几乎一直处在西医药的压抑之下扭曲发展,只是由于中医药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其疗效的不可抹杀性,才得以保留其“从属”的地位。2003年的非典灾难,中医药得以局部地闪亮登堂,并以其卓著的疗效、极低的死亡率和没有后遗症的优势,赢得世界的瞩目与评价。这应当是上苍不灭中医药的天意警示,也应当成为认真思考中医药管理政策的一个转机。然而,由于顾左右而言他,使中医丢掉了让世人深入了解的机会。更令人困惑的是,在三月份召开的两会上,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代表议政发言,竟然对最能在世界独树一帜的中医药优秀民族文化、中国经济成分中最具特点潜能、最有发展前景的战略性产业无所论及,对于最能体现以人为本、亲民爱民、最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哲理、最有世界魅力、最能对世界和平、社会和谐、人类健康、生态平衡发挥国际天使作用的中医药无所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两会的一大疏漏,这从一个高层侧面反映了人们民族文化意识的淡漠,民族经济观念的迷失,中医药这个被有识学者称为中国第一大发明的民族魂宝,这个被发达国家争相着力研究、极力窃取的无价财富,尚未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与深刻反思,而被“现代化”、“中西医结合”、“自主知识产权”这些漂亮而自欺欺人的空话所迷惑。殊不知迄今为止,“现代化”仍不过是“西医化”的替代词,“国际化”还是并轨于FDA,中西医结合便是变相西化,所谓自主知识产权已经和正在被窃取和剥离。久而久之,会不会弄得假作真来真亦假?
  如今,当务之急应是:确立中医在中国的主流医学地位,明确中医药的继承挖掘与发展提高方针,以“中医药规范化、民族化、产业化、国际化”取代“中医药现代化”的战略口号。对中医药实行类似“特区”的政策和求真务实的管理办法,真正保护中医药这一优秀民族文化、真正解放中医这一先进的生产力,切实地促进中药成果转化现实生产力。
  不要管西医药的标准,不要等待按西医药法则制定的中医药标准。对于医学,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有疗效、能治病、达痊愈、保全真、不致残、无毒副作用。更何况我们中医药早就有自己的各种标准。
  以医带药,以疗效带开发,高扬疗效旗帜,大树中华品牌,无论是中国百姓、海外华人及各国患者,不论是穷是富,是何国高官,哪方巨贾,也无论其政治观、价值观如何,对健康第一、生命无价的认识都是共通的,对医学的评价标准也都是相同的。疗效奇特、天然无害是中医药的优势,也是招徕世界患者的王牌,来者豁然开朗,期然而愈,而后争相传播,竟相运作,那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给世界造成怎样的魅力和影响力,定将比任何巨额付出的外交形式和外交手段来得自然,富有亲和力、凝聚力、感召力和说服力,在增进国际友好、促进世界和平、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天使般的示范作用。我们的中医不分种族地普渡众生的人权精神,不分肤色地救人治病的人道主义,将会雄辩地展现,任何对中国人权的污蔑与攻击,都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变得苍白无力。
  四、百姓依赖
  羲黄子孙的繁衍昌盛和聪明才智,一直得益于伏羲始画八卦的易医学、黄帝问医于岐伯所留传的黄帝内经系统中医学、神农氏为解民疾苦亲尝百药日遇七十毒而奠定的中药学、伊尹做汤液的中药制剂学,以及后来历代医圣药王不断承传发展发扬光大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辉煌成就。五千年的积淀,中医药不仅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沃土生根开花结果,而且惠及整个世界。广大民间中医承传的中医疗法精华,保留的祖传特效秘方、整理的民间验方,不仅为世代华夏儿女解除疾苦、维护健康方面做出贡献,而且对提高种族体质乃至文化素质、文明程度上也默默地做出了历史性丰功伟绩。在历朝历代,他们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志向,或者既为良相也为良医的行动,通过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造福百姓、发展和提高中医药国粹,因而得到公正的评价,受到人们的依赖和拥戴。近百余年,虽然遭到西医药“科学”的冲击,包括我们自己对中医药的自轻自践,中国的老百姓对祖国医药的认同和依赖如故,特别是通过中西医医疗实践的对比,人们这种回归意识更为成熟,不仅表现于感性,更上升到理性:中医药学更符合生命科学,它是人类医学的最高境界。2003年SARS的肆虐环球,西医与中医不同的防治手段和治疗方法,其死亡率最高27%与最低4%之比,向世人昭示了中医药即使对付瘟疫(传染病),也较西医药具有高超的优势,而且愈后不留后遗症。按中医文化思想,人总是要顺乎天地、应于自然。作为万物之灵,要拯救众生物、和谐众生态,不能动辄对抗,甚至杀戮。中医对于病邪亦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只有加以疏导,把它排除,使正气内存,才是治疗疾病之道。数以亿计的百姓和农民与广大民间中医一直血肉相连,唇齿相依。他们视能治病救人扶危济困的医生为神圣、是救星,无论男女老幼大病小灾,完全交付这些郎中去处理,这种依赖和信任的关系是中医的医德和医风、中医药的简便廉验尤其是中医药的神奇疗效凝结形成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铸成的。好的医生,哪怕深居山村,哪怕背着“非法医”的黑名被下入大牢,病人还是要追随他、要延请他。因此,顺应天理人道、国情民心的做法,还是以中医药之道定中医药之法:扶正祛邪、理气活血、调理脏腑以达阴阳平衡。民间中医为百姓健康之依赖,人民政府为百姓幸福之依赖,而百姓又是医生、官员的衣食父母,不给民间医生出路,百姓的疾病就失去依赖,健康就无所保障,再致富也无幸福可言,政府官员也就没有了衣食父母!何况现在许多的农民还处在贫病交加境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成9亿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一大突出现实。一进现代化医院,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能否看好病且不说,单就昂贵的医药费有多少人能花得起?因此还是要给民间、个体中医一条生路,解放了他们,就是解放了一大批的生产力,就会有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安康乐业,就会有真实而真正的中医药产业和民族经济的繁荣。作为以三个代表为宗旨的党和政府,这决不是小事,这是民族之本,雄立世界之本。
  五、百般无奈
  然而,长期以来,“中医药不科学”的轻率定论和根本性误导,使国人由上而下陷入了西医“科学”的大误区。按照西医机械唯物论和实证观,把万物之灵的人体等同于机械物件,只要仪器检不出病原物和病灶,就茫然无主,但只要查出来,就不分个体差异,一律地用对抗疗法,同样的抗生素和激素,同样的输液、手术、放化疗,于是同样地导致各种各样不可逆转的后遗症,造成治疗中和治疗后的高致残和高死亡率。对于这种“合法”地杀人、“科学”地害人的疗法和药品,在中国,人们却死而无怨,被当作临床试验品,还要塞红包,医生下来高唱“成功”,患者上去千恩万谢。医学在一个大误区中草菅人命,患者在一个大迷失中任人摆布。中医活人济世的精神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
  在中医药的发祥地,在有五千年渊源的中国,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把中医药的地位摆正,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术仍被视为异端,斥为“不科学”,继续搬用西医药的法规和管理办法,人为地压抑、限制、改造和扼杀中医人才和中药成果,虽然这些人自己在久诊不决、久治不愈之后也找名老中医诊治。
  在非典肆虐、世人束手的日子里,中医们在使命感的驱使下,各守一方,自动地筑起了非典防线并且献策献方。少数人作为配角被迟迟允许介入后,结果是反配为主、一举成功。消息被世卫组织传出,立刻震惊世界,引起极大重视、受到高度评价。然而,与此同时,新中国首任中医局长、时年89岁高龄的吕炳奎老中医积极组织精英人员,主动请缨奔赴抗击非典一线,结果竟被排斥(吕老在挂壶从戎组织抗日游击队之前,在家乡是颇有名气的世家中医,从岗位离休之后,请其治病者从未间断,但也是直到暝目也没有取得卫生部的行医资格证书)。在非典随时威胁百姓生命的紧急时刻,作为悬壶济世的中医,尚需再三主动请战而不被允许,这岂非咄咄怪事!吕老一生为中医振兴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到头来竟被剥夺为民治病的权利,悲愤交加,郁闷致疾,仅几个月,抱憾而逝。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就在非典刚刚过去,一个可笑不自量的“小诗人”以更为可耻的媚外嘴脸在《南方都市报》上抛出了一篇“中药诗人之恨”的文章,咒骂“中医是庸医,中药是毒药”、“中医是一种巫术,基本应该抛弃”,同时煽动“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有些东西的信念”,应当“彻底动摇”。这股邪火,似乎成为一个不祥的信号,接踵而来的是对民间个体中医的大面积围剿,以至新华社记者不得不发表《政府该如何行政》的调查文章,反映浙江某卫生局“把个体医生统统赶上‘山’去”的严峻情况。一段时间以来,被打击的民间和个体名中医比比皆是,仅举数例:广西一70岁民间中医,在救治了各地不少白血病儿、癌症患者以及河南艾滋病人后,却被以搞“伪科学”为名,抄没所有家产,不经审判程序即下入大牢。(把中医当成“伪科学”来打,是大大小小科技骗子加官晋爵、发家致富的敲门砖和拿手活)江苏一民间中医,扶困济危、活人无数,忽一日被当地卫生局派人闯入私宅抄家罚款6万余元。南京一肿瘤专家,使用有制剂号的自制药,竟被罚款86000余元。被逼无奈,状告工商,终经省最高法院裁决无罪。内蒙古一中蒙医院院长,退休后自办诊所,也遭罚款抄没之厄运。浙江一治癌专家,执业40年,愈疾无数,无任何医疗事故,近期被剥夺行医资格。人至晚年、身患疾病,苦不堪言。杭州一名老中医,60至70年代,在祖方基础上研制“疏肝消积散”,治疗肝癌、胰腺癌十分有效。曾自愿赴京为陈敏章治胰腺癌,但被拒之门外。35年成果累累,却一直不给职称,考取的执业资格却又被撤消,呕心沥血研制的“二疏散”制剂,也被打成“非法药”。愈是与时俱进,越是丧失了行医权利。积忧成疾,晚景凄凉。山东一位中医,多年研制的中药制剂,经国家专利局审批获专利保护后,反被当地医药政打成“非法药品”,处以查封、没收和罚款。内蒙一基层中医,救死扶伤几十年,至今无执业资格,但百姓十分认可。他愤然指出在对中医的苛政之下竟把行医看病压抑成了偷偷摸摸的行为。山西一名老中医,几十年如一日,总结临床经验研制出治疗肿瘤的特效药剂。经省卫生厅、科委乃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评议,充分肯定并建议申报新药。历经30多年,个人投入30余万元,最后由于按现代科学方法检测结论为无科学依据而告吹……这就是西医化管理与评审对中医成果的扼杀。重庆一位中医名医,多年对乙肝和艾滋病临床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个人投入50余万元,几经评审并经确切的临床指标证明病毒消除、病人治愈,但此成果报到北京后石沉大海。广东某地200多个体中医,被注销合法私医执照后,生活无着。湖南一老中医多年为十里八乡看病,其资格和执照近来被注销并处罚款和没收药品。宁波三环自然疗法研究所创新的治疗乙肝的三环疗法,被全国十几个省市中西医院认可,十年来治愈乙肝患者无数,至今仍处“非法”地位。发明人裘爱国先生几次上书中央,虽获批复,却无下文。湖北农村名老中医1993年经当地卫生局批准的个体诊所执照、执业许可证、药品调剂许可证,最近以换证为由被巧取豪夺。卫生当局对他出示的“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证件不屑一顾,并说那都是些“社会团伙”。执行抄、没、罚的人员说:“法律是划直线的,没有资格证就是非法行医”。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函授班的青岛名老中医,行医35年至今仍无行医资格。五代名医传人,现在上海部队医院门诊的名老中医,愈病无数、成果累累、多家聘请,却至今无有职称和“合法”执业资格。他大声疾呼:给名老中医和没有职称的世家名医一条生路!照此下去,再过50年名医名药必灭绝。湖北一民间医,一向为农民义务诊治,行善积德,退休之后,申请个体行医,因无钱、无关系又无执业证,被断然拒绝。   
  以上挂一漏万的实例说明了什么?在令民间个体中医百般无奈的同时,党和国家最高决策人若再不过问、不发挥最高决策的威力,各级医药政的官员们将永远地心安理得,一代执法者的导向政策将决定五千年中医药的存亡与兴衰!
  六、百弊症结
  中国中医药自1840年至今磨难重重,中医人才在压抑、扭曲中上下求索,左冲右突、步履艰难、困惑彷徨。中医药学术在其发祥的国度竟成庶出,其根源到底是什么,其症结究竟在哪里?以事实为据,归纳打击、扼杀中医药的四大“法宝”如下:
  第一曰“不科学”。这是用以限制和否定中医药的“紧箍咒”和“杀威棒”,也是整治、扼杀中医药的核心理论。
  “科学”一词自新文化运动泊来中国,它是针对18-20世纪西方知识现象而提出的概念,其为自然科学范畴。从字面解其词义,“科学”即一科或各科之学,如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生物科学等等。很显然,“科学”一词未能包括西方思维模式以外的人类知识活动及其成就,不能作为判定真理和判决是非的标准和标准词儿。而只有“道德”即天人之道(规律),才是人间一切学科和知识活动真伪的检验标准。换言之,是否符合天人之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总标准。
  一科之学的延伸是技术,所以往往将“科学技术”相提并列。科学是技术的前提,人们借技术以达生产物质,创造财富之目的。科学技术为大多数人所用,则可利于环境、造福人类;为少数寡头控制,则要破坏生态、毁灭人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科技的炫耀,又有所谓“高科技”或“高新技术”新词登场,即使发达国家早已淘汰的灰色设备,黄色文化乃至黑色垃圾,也都以高科技的身价引入,这对中国民族经济、传统优秀文化和人们身心的毒害是有目共睹的。
  德国汉字学家满晰驳博士曾告诫:“中国的学者应该觉醒,要认识到不应不加批判地接受和使用西方殖民主义传教士塞给他们的方法学”,他还指出:“传统中医学是超越西方医学范围的、内容丰富而最有条理、最有成效的一套医学科学,但迄今只有很少一部分治疗潜力被挖掘”。
  如果“高科技”这个词诚如人们善意认为的那样,是最先进、最精尖、最美妙的,那么当今世界上,惟中医药学术当之无愧。高科技首先要以人类为本、合于天公地道人伦,不破坏生态、不污染环境、不损害人体、不涂炭芸芸众生。
  中医学术从认识宇宙,解释宇宙、适应和驾驭宇宙,到认识人体、解释生命,使人适应自然规律而达和谐生存、健康延年,以及运用自然之法、自然之物调理人体失常失衡的有机整体疗法和辨证论治方法,是古人在中国哲学思想指导下,对天地万物与万物之灵相因相依,相谐相成,发展提高的提炼与升华。因此,作为医学体系,他是超学科、超现代科学的,他所蕴载的人宇宏观真理和具体方法,也是超时代、超时空的。人是世界的主宰,没有人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世界将毫无生气,其道理也无从谈起。社会是人的社会,亦应遵循“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规律,社会的纲法和条律,舍此而标新立异,都将破坏阴阳平衡、损害众生和使人类自己受到惩罚。由此可知,中医学术秉持的天人之道,同样是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全部领域及其一切法规必须遵循的法则。基于这种认识,中国科学泰斗钱学森预言:如果把中医药学的奥秘揭示清楚,可能使整个科学发生一次大的革命。
  “中医药不科学”这一判定,大抵也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1840年之后,洋枪洋炮加上西洋的文化与价值观,促进了中国的洋务运动、维新变化,唤起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那时的风云人物如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鲁迅等,拿西医可视的实证和实验指标与中医的四诊八纲对照,都曾按照西方“科学”的标准发表过类似中医不科学的言论。后来别有用心的人,假名人片语,为其崇洋媚外的野心张目。其实他们是阉割了这些革命和文化先驱的本意,把最核心的论点给抹杀了,这就是“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尽可愈病”,这是中医“科学”的本质,“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将中医学的深邃道理运用于解决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抗御力。只有对中医活人济世之理深刻理解的先觉者,才能有如此高超的见地并发出如此深切的期望!
  由此,“中医不科学”几个字,成了百年来特别是建国以后,西医医政和科技骗子们理直气壮地对中医药加以攻伐的“法宝”和一言以“毙”之的理论。
  按照西医药学的“科学”标准评判中医药,说“中医药不科学”是必然的,如果由他们来说“中医药科学”了,那时中医学术也就没有了灵魂、只剩下躯壳了。反观之,中医药的博大内涵、精深道理,又是哪一科之学的“科学”可以评说得了呢!在中国,对中医药的西化管理政策与评审办法,难道还不该自惭孤漏并与中医药风马牛不相及而规避三舍吗?
  第二叫作“中西医结合”。这一貌似公允的提法,已被纳入了“中医药条例”,并且正在理论研究、教育教学、医疗机构等领域中下大气力加以推行,从而为成系统成建制地取代中医扫除障碍、铺平道路。善良的人们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一口号,以为“结合”可能更有优势、更能解决疾病问题。长期的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喊得响亮,做得并不漂亮:把中药按西药方法提取成分制成西剂,或在西药中加入中药成分就叫中西药结合;西医大夫像开西药似地千病一剂地开付中成药,中医大夫像西医大夫那样一上来就开检查化验单,或者检查化验了一通收费不少而未能确诊、治而不效或越治越坏,便推给中医让试试,然后分明是中医中药治好的危难病症,在宣传时却说“中西医结合”的丰硕成果(如凤凰卫视主持刘海若,如某些SARS患者),这些就叫中西医结合等等。
  试想,把原本不能结合的火车与轮船,硬是要并轨结合,那是连小孩子也知道不可以的事情,为什么有些人却乐此不疲,全力支持呢?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善良的人们并不一样,他们是把“结合”视作变相消灭中医的巧妙手段与合法途径。  
  “中医西医”不能结合的道理在于: 
  道不同。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中、西医各自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理论学说、规则途径、方法技术等均不相同。鼓吹“结合”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尊不同:一个是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体念上天好生之德;一个是以人为物,重视病源和病灶的直接消除,不考虑人体与自然条件之联系,不顾及为治疗而造成的人体损伤。
  法不同:一个基本是自然之法,整体宏观、辨证论治;一个是机械疗法和化学疗法,孤立、静止、片面、表面地诊断,对抗、灭除、肢解、扑杀式的治疗。
  药不同:一个是天地之间的自然之物,一个是人工合成的化学之物,孰优孰劣,连不通汉语的老外都懂得,“结合”推行者岂能不知?以中医为幌子,假‘结合’之名达其异化之实也。
  效不同:一个通过调理疏通、扶正祛邪、平衡阴阳等方法,调动机体自抗御力、自修复力和自愈力,从而达扶正固本、标本兼治、不留后遗症;一个是用物理化学的如扩张、搭桥、割除、置换、杀灭、化疗、辐射、放射等方法,从而破坏人体的有机功能,致残、致毒、致抗药性及医源、药源性后遗症。
  中西医学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两种医学体系,通俗地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目标虽同,理法方药皆异,因而他们之间绝不是结合的概念,而是如同中央既定的方针:中西医并重、并立、并举而互相配合,长远看并行而不悖、殊途而同归。学术上各行其是,市场中互相竞争,这既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合于市场经济的规律,这种千百年顺理成章的事情,为什么非要生硬地搞什么“结合”?美国曾几何时提出过“西中医结合”?   
  第三叫做“现代化”。这可看作现行医政改变中医药的纲领和口号。中医药现代化的提法听起来似无可厚非,但透过口号看实际,已经发生歧义、产生误导、为人利用、造成后果。
  “中医药现代化”的概念,是相类于西方先进的现代工业的一个提法。毛泽东时代提出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既树立了切实远大的奋斗目标,也和“现代化”的含义相吻合,但它是建立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基本国情基础之上,而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因而是英明的。
  “现代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把它滥用在中医药头上,是把西方的现代科学嫁接到中医药中,用现代的技术置换中医药技术,这是断不可能的。因为中医药的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很难搭界,他的战略任务依然是毛泽东提出的:对“伟大宝库”要继承和挖掘,并加以提高。把自身的潜能开发出来,把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医药人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把中医药学术及其功能发挥尽致,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这是中医药义不容辞的现代任务。
  究竟“现代化”所指为何、到底中医药现代化要“化什么”和“怎样化”,至今尚未见到令人信服的定义。对于中医药“现代化”内容阐述的文字,见之于: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针对某种病症的“新型中药”,培育出两三个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中成药,争取二三十个中成药进入国际市场……至于中医的“现代化”,就是依据学历文凭,按照现行职业资格证和执业资格的西医化标准,进行一系列的考试,不合格者一律列为“非法医”,所研制的效验方药、临床制剂、中药专利,亦打入“非法药”……
  且不说这一思路如何地荒诞不经,也不用赘述其显而易见的西药化和西医化的本质与目标,单就悠悠五千年文化、洋洋中医药大国,为了让洋人首肯进而进入国际市场,从实验室、研究院中提取植物成分,合成几个中成药,就谓之为现代化,这未免太贻笑大方了。这样的现代化中药,在发达国家,连一个小实验室都可以搞出来,早就有无数类似的洋中药开进并占领中国市场。拿这样的“现代化成果”,愚弄中国百姓也许能奏效一时,但要取得洋人的信服,就太苍白、太不成体统了。
  所以,“现代化”不过是一面耀眼眩目的旗号,是一剂长效的麻醉剂。如此这般的结果,必将是对五千年中医药釜底抽薪。
  第四是“崇洋媚外”。这一条不是写在纸上的主张,而是深藏骨子里的主义。
  崇洋由来已久,也可称之为“国粹”。但建国以后,经总结惨重教训,改为一切立足于民族自己的基点上。周恩来总理说得好:“我们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崇洋媚外……不要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月亮圆”。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同意:对于中医药这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个独一无二的医疗体系,根本没有崇洋的理由、媚外的必要,因为西方并没有她的“轨”,也没有她的高新技术……
  但是善良的人们忘记了一点:中医药学术是比价值连城的文物国宝还要价值无比的国粹。凡崇洋媚外者,不一定是数典忘祖,而一定是别有企图。对于主张全盘西化的媚外者来说,深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医药这个体系是最具生命力、最有完备理论和学术思想、最能体现民族精神和凝聚民族自信、最是百姓生命所系、休戚与共的依赖,也是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特色经济中的最后一个根深蒂固的堡垒,没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辞和与时俱进的手段,要演变中医药谈何容易。堡垒是最怕从内部瓦解的,一旦霸权主义者们把中医药的价值认识到位,用重金收买了我们的中医人才和中药秘方,然后将原汁原味的中药招牌换记,返销中国及打入国际市场,到了那时,再想到开发老中医手中的效验方剂,就已为时晚矣。研究不透中医中药的外商,利用研究透了的中国中医人才去打败五千年中医药,进而垄断世界中医药市场。这种民族的悲剧,倘若现行管理体制和方针政策继续下去,也许明天就会酿成。崇洋媚外者不惜损害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惜以民族魂宝、中国国粹作为图谋不轨的条件。这个代价实在太大太重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名中医,继续保持沉默不仅愧对列祖列宗,而且简直就是中华历史的罪人。
  综上可见,按现行政策引导中医药的发展,中医药的命运将是一个莫大的问号!
  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就已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为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全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的轻视和文化的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这就是百种弊端的症结。这样的犀利分析,只有旁观的国外学者可为洞察并敢于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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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中医,刻不容缓——吕炳奎致胡锦涛总书记】

——卫生部中医司原司长 89岁抗日老战士、老中医吕炳奎致胡锦涛总书记

  胡锦涛总书记:

  现向您报告有关中医药学遭遇到有史以来没有过的灾难的事实。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一流传了数千年未中断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学科。它又是一活文物,中医药学没有因为它的古老而在现今丧失治病的功能和极高的疗效,因为它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学科,具有超时代的内涵所致。说到文物,对文物保护有整旧如旧、原汁原味的要求,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中医药学。现今,卫生部等部委对中医药采取了以现代化的道路去改造它,要对中医药进行创新,这将给中医药的原汁原味彻底破掉,这是个错误的路线。中医药学在现今,不存在创新的问题,而只有继承、发扬和提高之路。原因很简单,中医药学在高等教育上已完全被西医化,继承都已经成为问题,如何去创新?

  建国53年来,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中医药一直是十分关注和保护的,谁反对和要消灭中医药学,就会给予严厉的批评、直至撤职处分。解放初期,就有对当时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消灭中医药政策的行为,给予行政撤职处分的先例(部长是民主人士李德全)。但是,这并未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权上给予分开,使得中医在卫生部内长期受到西医的排斥和压制。可以说,中医被西医统治了53年!因为有了王斌、贺诚被撤职的前车之鉴,反对中医药的势力,采取了打着发展中医药学、弘扬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帜,进行着反对和消灭中医药学的勾当。由于卫生部长期以来均是西医掌权,现今,在消灭中医药学的进程中,已经获得节节胜利。2002年11月6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这个纲要将中医药学彻底的破坏了,是西医消灭中医药学的重要证据,也是它蔑视中医药学的一块耻辱牌。

  对西医消灭中医的做法,或者说以西医改造中医的做法,庄子在《应帝篇》中有一很恰当的比喻,其谓:“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中医药与西医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实行中医药现代化,其意就是要中医药西医化,这与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异曲同工

  由于中医药学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促发剂。当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开始增大,在许多国家政府以及人民也开始承认和接纳中医药学的时刻,中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却在做着过去连殖民主义者和汪伪汉奸都未做到的事——消灭中医药学。这不光是广大中医药从业者所不能容忍的,一旦真相大白,全中国人民也是不能容忍的。故针对当今这种打着发展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号,干着消灭中医药学的行为,党中央及中央政府应当顺应中医药界以及中国人民的心声,采取有利于中医药自身发展的行政措施,即将中西医在行政上分开,各自独立管理,真正让中医药学在没有西医干扰的前提下重新获得生机。这对提升中国文化在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国人对党和政府的拥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挽救中医药学不被消灭,特提出以下解决办法,望能充分考虑,给予实施,真正以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生死存亡为基点去挽救中医,也必然会得到中医药界和中国人民的拥戴。

一、解决办法

  为能使中医药学真正按照自身发展和存在规律弘扬起来,针对现时对中医药学的错误认识和一切以美国医药标准为中药标准的错误做法,防止用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为幌子,去削弱和消灭中医,我的建议如下:

  1.建议中央以保护中医药学为由,将卫生部一分为二,设立中医与西医两个在行政等一切方面平等的行政机构,终止建国53年来西医统治中医的行政模式,使中医能够独立管中医,能够和西医平等竞争,相互补充,现今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仍是被西医统治的,故没有起到设立它的应有作用;并推荐现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同志负责中医药的领导职务,他是中医药学徒出身,对中医药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知识,并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现年57岁,是中医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2.为能使分治后的中医药行政部门真正按自身发展规律存在下去,应加强和扩大中医药行政部门的相应权力,与现行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权力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中医药行政部门至少应有以下权力:

  (1)首先将中医药的教育权从教育部移交给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

  (2)由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起草有关中医药的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上报人大批准;对以前限制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宣布它不适宜中医药界,只适用于西医药界;

  (3)有确立中医药的研究课题的权力,可与科技部协商,如确立中药自身的符合中医药的鉴定标准,废除以美国医药鉴定标准为中医药的标准的规定和做法;

  (4)中医行政部门有按照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审批中医师职称以及设置临床机构的权力;

  (5)确立中医药和西医药在行政上,医疗上,地位上的平等原则及法律,使它们在为人民治病上获得同等地位;

  3.应在中央或国务院成立一支持中国文化中各个学科发展的小组或委员会,保障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独立发展和存在。如,在此框架下,成立中医药专家委员会,人员由中医药界著名老中医、老药师和坚决支持中医药学独立发展的行政官员和教授、讲师组成。其负责监督指导和协助中医药行政部门的领导工作,防止偏离中医药发展的正确路线。

二、现时状况

  经过调查,中医药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关心中医药存亡的人已不局限于中医药界,如,现代教育报编辑郝光明,年仅28岁,对中医药的处境做了调查,在2001年10月写出了“救救中医吧”的系列报导,对中医药学的失落痛心疾首,虽然文章上有些偏激和不熟悉新中国中医发展的历史,但是,他从此不知去向。

  现将各方面的现实汇报如下:

  1.现今虽已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但其在行政上仍隶属于卫生部,加上其现行司局长以上官员从未对消灭中医药学的行为和法律法规进行过抵制,没有起到促使中医药学独立发展的作用。这是西医统治中医的管理模式所造成的。

  2.现今中医药学的管理权已被各大部委瓜分,如科技部、经贸委、教育部、农业部、药监局、卫生部、商业部、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都有权插手中医药学,造成中医药学在管理上多头而无序,并且大多部委全是不懂中医药学的人在管。

  3.《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的学历者,方能参加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均没有这种学历,基本上是学徒出身,造成大量的中医师失去了行医资格。

  4.取消中药店内的坐堂医师的传统,不顾中国百姓的治病习惯和方便就医,既伤害了百姓的感情,又增加了他们治病的麻烦,也使大量的中药店倒闭,大量中药从业人员流失。

  5.中医师现今就是具备了开设门诊部的资格,也无法申办,全国已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门诊部,而且,就是准许设置,其硬件及注册资本也会令人望而却步:门诊部必须大于300平方米,注册资本也不菲。

  6.中医师临床用的自制药是每个中医师都必须掌握的技术,而对中医师自配药的限制,约束了中医师治病的手脚,并且,经常被执法部门随意扣上销售假药的罪名。

  7.将中药定性为农产品,将其种植权放开,由农民自行决定,并不顾中药产地的特点,随意改变具体中药种植的产地,这对中药的药性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造成中医治病的疗效大降,给患者造成痛苦,也使假药充斥中药市场。

  据国家药监局文件〖国药监市(2001)497号〗中披露,对全国17个中药专业市场的抽检结果,不合格率最高的竟达到95。1%,最少的也有25%,总体看,17个市场中不合格率在50%以上的有11个,其中超过90%的有6个。

  8.中药饮片是中医治病的主要物质基础,它是经过数千年实践而来的,是中医中非常科学和方便配药的物质基础。现今所推行以颗粒饮片来代替实物饮片的方法,破坏了中医师配药的规律,颗粒饮片的药性远不如实物饮片,况且它还给储药、配药、病人冲服带来了大麻烦。颗粒饮片的强行推广,并将此说成是中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将把中医药破坏至尽。

  注:颗粒饮片:是把中药单味药提取浓缩,然后加入淀粉糊精制成颗粒,分小包装装入塑料袋内,服用时根据处方的各味药的颗粒饮片混合起来冲服。这种剂型同传统中医开处方用中药饮片煎煮成汤药有很大的区别。……并且,这种颗粒的价格比普通中药饮片平均价格高出2~3倍,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和公费医疗的支出;由于工艺简单,全国所有中成药厂都能生产;由于把有形的饮片变成了细小的浓缩颗粒,肉眼不能分辨其所用药材的真伪,因此极易被假冒仿制,市场上又很难监管,……因为生产中加了糊精淀粉,且用塑料袋包装,因此又很容易受潮变质,存放期短,占空间大……等等。

  9.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相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可见中医药学在教育上已到了后继无人的境地了。

  10.中药出口以及对中药的鉴定标准,不按中药自身的标准鉴定,反而以美国的标准,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中药的地位,在客观上否定了中药的药性。

  11.贬低中医药学的学术地位,以及在中医药学教育上的随意性,使中医药学成为一部分人骗医的招牌。如有关部门举办的针灸学习班,时间只有1~3个月,就可以拿到盖有卫生部大章的结业证书,很多学员拿此在国外开起了诊所……,败坏了中医药学的名声。

  12.中西医在行政上的不平等。长期以来中医一直受到西医的统治,在经费上的分配就可以看到,中医的经费只占有很少一部分;中医的人数,1950~1958年时近50万,1978年时只有25万,现今也只有38万,而西医人数则由1930年时的4000人,到现今的200万人,中医药学由于在各个方面都与西医药学不平等,中医已接近被消灭的边缘。

  13.中医院说是中医,实质上仍是以西医治疗手段为主,中医为辅。全国几乎没有一所纯中医医院,中医成了西医的附属品。这还不如韩国,韩国对中西医有明确的规定,即西医不得使用中医方法和中药,中医也不得使用西医方法和西药,这个规定我国是可以借鉴的。

  总之,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只是掌握有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们还没有死绝,人还在,但是这些人也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50岁以下的会纯中医的几乎为零。照此下去,再有10年,中医药学要翻身就难于上青天了。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现代西医学是无法与它相比的,如果现在不去纠正对中医药学的错误做法,不断然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上分开,还延续现今的管理模式,那么,中医药学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落,如果这样,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三、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有关历史情况

  1950-1951年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卫生行政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还邀请了汪伪汉奸余云岥??加会议,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医是封建社会产生的封建医”。卫生部错误地轻信了余云岫的话,把中医的行医资格取消了,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把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来改造中医师。因此,全国的中药店也都关门停业,中医药界一时一片混乱。不久,中央的钱俊瑞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立即撤消了卫生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职务,中医药重新开业。

  1953年初,我在南京,时任中共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刚从北京开完政治局会议回来,正值年关。由柯庆施出面在其家里邀请南京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吃年夜饭(当时的中科院尚在南京,还未迁来北京),在席间,柯庆施传达了中央对卫生部轻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撤销了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职务。并把我介绍给大家:“咱们新四军中还真藏龙卧虎呢,吕部长是名医出身,叫’中医司令’,那时兵荒马乱,名不副实,现在该归队了,中医的事业让他来搞吧。可以先办一家中医院,并成立一个中医学院。”这样,大家纷纷表示赞成,我也很高兴重操旧业。

  过年后,年初五,省委开会做了正式决定。任命我为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

  我即利用卫生厅原有的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学校改为中医师资进修学校,把学员培养为师资,集体编写中医教材,这所学校共培养了二百多名中医药师资,编写出第一套中医药系统教材。这二百多名学员(师资)以后支援到北京40多名,其中大多成为日后北京有名的中医师,有董建、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等,还支援了河北、河南、内蒙等省区的中医院校。中医药学的第一批师资与教材,全是我在南京办起来的。

  1956年,我调任卫生部中医司任司长,此时,李德全部长,徐运北副部长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郭子化副部长具体领导我我日常工作。中医工作在这个时期(大约一年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开始建立中医高等教育院校,由于有南京中医药学师资和中医药学教材的基础,北京中医学院经过半年的调整,进入正规教学。以后,为了团结西医,响应******的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中医司又进行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是我起草的,******对此有著名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这是中医工作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另外,为使西医能学好中医,专门让南京又编写了“中医学概论”,并推向全国使用。后来的全国数十所中医学院,全是我一手推动办起来的。

 

  中医药学受到******的直接关心,有了很大发展。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对各个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0%的精简。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对此,我心急如焚,多次与教育司协商,得到的结果是留12所。此后,国务院文办在有关教育系统精简大会上(开了40多天),仍宣布中医学院只保留5所。我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并恳请徐运北副部长亲手交给周总理。徐副部长将信交给周总理时,还将我的意见直接转达给了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医司不同意砍掉10多所!”得到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的一句话。在教育系统精简大会总结会上,文办主任林枫宣布:“中医学院不动”,就这样,经过我的力争,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了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
  但是,由于中医管理部门一直是在卫生部领导之下即西医领导之下,到了60年代,卫生部某些领导仍然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为此,自1964年9月7日,1965年1月13日,7月12日,我针对卫生部对中医政策的错误做法,连续给******写了三封信,向他直接汇报和反映这些问题,使中医事业又得到了一时的发展。
  “文革”期间,中医药事业遭到了破坏,“文革”后,中医药界大减员,由1958年的50多万,锐减到1978年的25万多人,中医药学面临着失落的危险。中西医学术上的偏见,影响到卫生部行政领导,中西医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这种偏见的状况。虽然在解放后,我们党和政府极为重视中医药学,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和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政策,把中医药学从绝境中解放出来,旧中国那种“中医饱受欺凌摧残,祖国医药学日趋湮没”的境况得到改变,中医药学得到了新生,中医药事业有了发展。但是,由于学术上存在着严重的偏见,而且根深蒂固,对中医药学的科学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采取鄙视、歧视中医药学的错误态度和把中医药学体系放在医药体系的最低位置的做法,始终没有解决。1980年,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我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长期发展长期并存,把三者置于同等的地位,三支力量的方针,可以说在理论上解决了几十年来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三支力量的方针,在1982年衡阳会议上被确立为中国?药发展的方针。会后我即退居二线,当时的部长崔月犁同志虽然竭力支持中医,弘扬中医,对中医药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卫生部对中医药学的偏见和压制,已经无法改变,三支力量的方针没有得到执行。中医被西化的倾向愈来愈严重,虽然此后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但又是主张中医西医化的人在掌权,中医想走按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无法实现。而中医药学的教育大权又放到了教育部,也是中医教育走向西医化的一个原因。
  如果现今不去纠正中医西医化和中药现代化的错误做法,不给中医药学独立的行政管理权,那么,不出十年或再长些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医这个名词永远存在着,中药中的植物、动物、矿物也都存在着,只是会用这些药物的中医师没有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再去纠正就为时太晚了,后人将会骂我们这代人是消灭民族文化和民族瑰宝的罪人。中华民族独有的宝库也就形同虚设了。中华民族连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中医药学都保护和继承不了,将无颜面对全人类!我作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者和见证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中医药学的复兴大肆呼吁,希望总书记注意到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自尊心,和代表了比现代西医学水平更高的学科——中医学的命运,认真考虑这一有关中医药学生死存亡的建议。

 
  此致

  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进行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流过血、负过伤的老战士;一个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中医;一个不愿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瑰宝——中医药学失落的中国人寄与厚望的

  敬礼!

吕炳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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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中医在哪里】 来源:人民日报  
    “中医最大的危机是后继无人。也许不出50年,中医不需要被别人取消,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位老中医的感慨。此语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点中了中医人才培养的要害。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西医从业人数约550万人,而中医只有40万人左右,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20%。目前,我国主要是一批50岁以上的中医苦撑危局,有志于中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中医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

    中医高等院校是中医人才的摇篮。然而,即便是在这里,中医教育也面临着西医化的命运。学生1/3时间学西医,1/3时间学外语,1/3时间学中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一些中医经典课程不断被删减,甚至沦为选修课,而西医理论却日渐强化。很多学生外语和计算机水平很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却很差,有的读不懂《黄帝内经》、《伤寒论》,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药性赋、汤头歌诀也不会背诵。更可怕的是,受教育层次越高,离中医特色越远。很多中医研究生不在中医理论基础及临床实践上下功夫,而是按照西医的模式,研究细胞和分子,做大量的动物实验。说是“中西医并重”,实际上是“重西轻中”。结果,很多学生毕业后既不懂“望闻问切”,也不会开方配药,名为中医,实为西医。一些专家尖锐地指出:“现代中医教育把学生变成了中医不精、西医不通的半成品,培养了一批中医的掘墓人。”话虽偏激,却不无道理。

    以师带徒、师徒传承的师承教育,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数千年来,这种模式造就了很多医术精湛的名家。口传心授、因材施教,成为中医教育的一大特色。然而,到了今天,很多师承制培养的中医虽然水平很高,但由于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关,无法取得合法资质,只能算是“江湖郎中”,靠偷偷行医维生。他们沿袭家族传承模式,一些“绝招”往往不愿公开,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验方因此失传。

    中医人才青黄不接,还与中医院不景气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医院生存艰难。由于中医药收费低廉,体现不了中医的技术含量,大量中医院不得不弃“中”姓“西”,诊断治疗几乎与西医院没有差异。例如,对于闭合性骨折病人,运用中医正骨手法,不仅痛苦小、疗效好,而且价格便宜。但是,很多中医院为了多赚钱,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正骨手法,改用创伤大、费用高的西医手术治疗。而针灸、按摩等传统中医项目,其收费更是低廉,甚至连成本也无法弥补。在这样的体制下,很多中医辛苦一生,却家徒四壁;而西医不仅社会地位高,且收入可观。面对如此反差,年轻一代自然不愿坚守中医了。

    在中国医学体系中,中医和西医如同鸟之两翼,缺一不可。相对于西医而言,中医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有人断言:如果中医不能薪火相传,随着老一代中医纷纷故去,中国将只能成为教科书上的“中医故乡”,甚至连中医人才也要从日本、韩国引进。倘真如此,我们将愧对祖先。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古代的扁鹊华佗早已远逝,下一代的扁鹊华佗又在哪里?思古观今,谁又能不为中医的命运忧心忡忡呢?(白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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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简介:贾谦,男,研究员,1941年出生于河南洛阳,196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获两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从1992年开始,作为主要负责人或主要完成人,贾谦先后完成中医药领域10余项国家级软科学研究,如 “中国药用濒危野生物种保护战略研究”、“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发挥中医药优势特色的政策研究”、“虎保护战略研究”等。
  2003年4月,贾谦带领课题组同志赴广州调研中医治疗SARS的疗效,提出中医完全可以解决SARS问题,建议国家组织中医上SARS一线;4月26日,贾谦邀请广州SARS一线中医专家到京,召开了“中医成功治疗‘非典’学术交流会”,促进了北京中医介入SARS治疗。
  从2003年10月开始,贾谦带领课题组赴河北、河南艾滋病村调研中医治疗艾滋病疗效20多次,以翔实的资料说明中医治疗艾滋病疗效远优于鸡尾酒疗法,多次建议国家组织中医治疗艾滋病。
  15年来,贾谦发表中医药发展战略方面论文和研究报告数十篇,出版《中医战略》书籍一部。
  国家正在进行医疗改革,希望借以改变目前“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医有诸多优势,而且中医简便廉验,无需检查化验仪器设备;尤其是,中医不仅用药治病,更有诸多非药物疗法,这些疗法几无成本,且人人可以学会一招半式,受用终生。只要培养出大批中医,即可以临床的纯正中医,推广各种非药物疗法,各社区医院和卫生院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则不仅可以迅速扭转“看病难看病贵”的尴尬局面,不仅不会增加医疗卫生经费,而且可以节约出相当一大块经费。关键问题是如何培养纯正的中医,院校式?师徒传承式?

  一、 中医后继乏人
  报喜不报忧的人总是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取得了大发展大进步,我国有2600所中医院,27万张病床,还有多少设备,我国有32所中医院校,10多万在校生,每年有多少学士、硕士、博士毕业等等,似乎中医形势一片大好。其实,他们从来不进行比较,既不敢进行中西医的比较,也不敢进行中医自身的纵向比较。实际上,中医后继乏人后继乏术,几乎已经被消灭光了。下面仅就后继乏人问题进行两项比较:
  1、 纵向比较:中医已经被消灭得所剩无几
  清末民初,我国3亿多人口,有中医80万人,遍布全国乡村城镇,基本保障了全国人民的医疗保健。新中国成立时5亿人口,50万中医。今天,我国13亿人,中医人数下降到23. 4万人。换句话说,清末民初,每万人有中医26人;1950年,每万人有中医10人;今天,每万人只有1. 8名中医。我们调研中发现,各中医院里,大约只有10%的中医能按中医思路看病,望闻问切之后开汤药处方;其他中医则与西医几无区别,开化验单、检查单,然后看化验单、看检查报告,开西药,也开一点可有可无的中成药。若将会望闻问切、开汤药处方的中医算作纯正中医的话,我国今天只有两万多纯正中医,每万名国人中只有0. 18名纯正中医,为清末民初时的一百四十分之一,中医已经被消灭得所剩无几。
  2、 横向比较:只发展西医,不发展中医
  清末民初,我国西医不过几十人,1932年4000人,1949年8.7万人,2005年发展到约180万人,25年间西医人数增加了20倍,而同期,中医人数负增长,从50万人减为23. 4万人,增长率为负50%。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们的卫生部和教育部是只发展西医不发展中医。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部替美国人为中国人洗脑,洗得中国人只相信西医只相信科学,几乎完全忘掉了或说不相信中医不相信中华文化了;我们的卫生部寻找种种借口,什么中医不科学啦,中医没有标准啦,中医要现代化啦,等等,千方百计压制、打击、消灭中医,因而不许中医介入非典治疗,不许中医介入禽流感治疗,当然,中医也就进不了CDC——疾控中心。万幸的是,2009年4月21日国务院发出22号文件《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现在卫生部已经允许中医进入疾控中心,允许中医介入甲型H1N1流感。但还是不让中医介入戒毒、艾滋病等方面的治疗。我们希望西医一统天下的卫生部今后能按国务院22号文件精神改弦更张,不忘祖先留下的中医药文化,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
  2003年底,我们在课题总报告《重新确立中医药的战略地位》中就已进行了上述的比较。某副部长兼局长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不能这样比较。”试问,不如此比较怎么比较?难道只能成天高唱“长足进步”?!

  二、 中医人才培养规律
  中医产生于中华文化。没有中华文化底蕴,无法理解阴阳五行,不可能学好中医。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创造了“个人知识”一词,从而使知识不再被看作具有与个人无关的、普遍公认的客观的性质。对中医药学来说,其本身就是难以被西方学术言传的“个人知识”。 意会知识的获得是一个领悟过程:把不连贯的局部理解为完整的整体。从这种意义上说,具有意会知识属性的中医药学更适合于手把手的言传身教,师徒传承,使之领悟。
  中医人才的传统培养有三种方式:家传、师徒传承和自学。这三种方式正好是“个人知识”的主要传承方式。几千年来,中医就是靠这三种方式传承的,并为社会造就了足够的中医人才和一批中医大家。
  学西医要有解剖室、实验室,要有各种检查化验设备,很难自学。但自学是中医传承方式之一,只要有一定的中华文化基础,都可自学成好中医。恽铁樵40岁开始自学,终成大医,以后创办中医函授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广西李之焕,在监狱中自学成才,治疗癌症、艾滋病等诸多疑难病症,效果甚好。最早前往艾滋病村免费治疗艾滋病的孙传正也是自学出来的。广州李仲良,曾在“光明中医”学习两年,后来自学中医,研究出戒除心瘾的戒毒中药,可以在33个小时祛除吸毒者的心瘾,15天使吸毒者身体恢复到吸毒前的健康水平,已使5400余名吸毒者成功戒除心瘾,其中十名到世界公认的307医院毒检室检测,血液、尿液中均无吗啡,世界任何国家没有做出一例这样的双达标者。
  家传是非常重要的传承方式。“医不三世,药不可食”,说明中医世家在传承上的重要性。蒲辅周先生,杰出的中医学家,一代宗师;他十五岁随父亲学医,三年独立应诊。双桥老太婆罗有名是家传的,不认字,连名都没有。她的拨正疗法使世界医学解决不了的腰腿痛,一次手法而愈。军医冯天有学得后,震动一时,立成名医,但只学得罗老太太一招耳。北京樊正伦是赤脚医生,后来自学成才,大家公认其水平甚高。
  师承不同于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父自当手把手尽心传授。针灸大师承淡安自己办学,培养了上万名学生;山西侯马80多岁的谢锡亮老先生就师从承淡安,谢老先生对灸法满怀信心,前两年一再提出要和我们一起上艾滋病村用灸法治疗艾滋病。而且,如今的中医博导本身就不会看病,如何能教会博士看病。天津中医药大学一位博导退休后到一家民营中医院坐诊,没有号过脉,后来自己灰溜溜走了;如此博导,岂非误人子弟!
  清末民初,师徒传承、家传和自学,不要国家花一分钱,培养了80万中医,每万人中就有20多位中医,满足了国人需要。今天,32所中医院校花国家那么多钱,又培养了多少中医呢?无非是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事业的掘墓人!

  三、 院校教育不符合中医发展规律,执业医师要文凭是错误的
  今之中医高等教育,从深受西方文化教育和现代科技与逻辑思维熏陶的理科生中招收学生,学生没有中华文化底蕴,进校后,又拼命灌输西医基础、学解剖、做动物实验,学生根本弄不懂什么叫整体论什么叫辨证论治,什么叫阴阳,焉能学好中医?入学时相信、毕业时反对,是两个中专生,中医药事业的掘墓人。如您不信看看各大中医院的中医有几个会用中医思路看病的(这里不是批评这些中医,他们都是中医院校中西医结合教育的受害者),又有哪个中医院不是按西医院的分科设立科室的?又有哪个中医院没有西医院那些设备?而这,都是有关部门硬性规定的,消灭中医莫过于此啊!
  32所中医院校培养的学生基本不会中医临床,硕士博士尤其如此。院校教育与传承教育的最大区别是:院校培养的是“文凭”,师徒传承培养的是“能力”;院校重视的是客观知识即显性知识,师承传授的是个人知识即意会知识。所以,院校毕业生不会临床,总看到西医的检查化验“科学”,看不到中医的简便廉验,临床中也就多用西医那一套而抛弃了中医的特色。
  前几天,一位民间中医给人看病,说小腹下部有结节表明前列腺增生,在场的一位中医博士生问:女人前列腺增大是否也会有结节?这就是我们的中医博士!所以,院校毕业生中,大多数改行其他,很少从事中医临床。
  有些“精英”鼓吹只有院校教育是先进的、科学的,师徒传承只能作为辅助方式,考执业医师必得有院校文凭,这不能不说是在有意无意地在消灭中华文化、消灭中医。院校教育可以搞,但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更不是唯一的方式。我们认为,传承恐怕应该成为培养中医的主要方式之一,因为中医是“个人知识”,意会知识,更适合于手把手地教。院校要想成为中医主要传承方式之一,就要从初中甚至从小学毕业生中招生。先行中华文化教育,继之以背诵中医经典,且要早跟师早临床,抛弃一切西医知识的教学内容,三五年即可培养出一个能临床的好中医。
  因此,院校教育必须改革,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都必须彻底改革,否则,不足以承担中医传承的重任,只能误人子弟,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四、 医师法、药品法必须按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修订
  自从执业医师法出台以来,我国中医师数目骤然减少。我们估计,全国大约还有15万民间中医,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行医证,动辄被查被抓被罚。即使是在中医院干了一辈子的,退休以后也往往不给行医证,一行医就犯法。这种情况全国各地都有。
  2002年,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注艾滋病时,先后有15位民间中医到艾滋病村义务为患者治疗,疗效奇佳,稳定了民心,功不可没。然而这15位中医,只有刘志明有行医证(其实,刘志明也是家传的),其他人都没有行医资格。然而,就是这些没有资格行医的人冒着危险上前线、愿意拿出自己的金钱救助面临死亡的同胞,而且疗效远优于西医药。我们的个别管理人员睁眼不看事实,盲目崇洋媚外,硬性规定:非国家选定的艾滋病药物不许用于艾滋病人,为此不知多少艾滋病人死于无辜。个别领导在接见上一线治疗艾滋病的部分民间中医时,指着他们一个一个问:你有没有学历?你有没有行医证?你的药有没有批号?你是怎么进入艾滋病村的?吓得这些民间中医一个个都逃离了艾滋病村。慈悲之心何在?!
  癌症是世界难题,美国用30年花了2000亿美元也没有解决,我们民间中医解决了。我们调查了不少民间中医,像运城崔扣狮、昆明陈欣、广西李之焕、沧州李佩瑜、北京徐世平等等治癌效果都不错,尽管他们大多没有学历,没有行医证,然而找他们治疗的患者络绎不绝。越是有钱的大人物,越往大医院跑,各种检查、手术、放疗、化疗,花钱越多,死得越快。遗憾的是,不少西医私下跟我们说治癌三大法宝的弊端,却无人敢公开写书予以揭露:他们还要吃饭!
  其实,民间中医没有行医证,责任不在他们,在有关管理部门。既然他们能治艾滋病能治癌症,为什么不给他们发行医证?考中医执业医师要大学文凭完全是错误的,不知扼杀了多少人才。要不是周总理出面,大字不识一个的罗有名能成名医?因此,执业医师法必须尽快修改,按照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修改,不要再拿文凭当扼杀中医的尚方宝剑了。
  刘晓峰副省长三年前说,四川有9228名民间中医,“尽管这些民间医的学历不高,但能够治病。而在目前的医师法管理中,一定要懂外语、有正规学历的医师通过考试……因此就被取缔了行医资格。这已引起当地老百姓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觉得有这些民间医能给他们带来方便,看病也很有效。医术是什么?就是要能够治病救人。……现在省委省政府要求省中医药管理局对这一部分民间医逐个调查、了解。对于那些确有一技之长、真本领的民间医,就应该给予他们行医资格。”
  如果我们主管部门领导都能像刘晓峰副省长这样认识执业医师法早就承认民间中医了。
  昆明药监局在21个月中分别以“假药”、“非法制剂”、“非法加工中药饮片”甚至“非法营销罪”等四种罪名对昆明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及陈欣医生治疗癌症的几种草药三次进行抄没,罚款50多万,还不准医院再用这种药为癌症患者治疗,已在用药的几百名患者也得停药。药监局说是这叫严格执法,说是要保护群众健康。医院不服,告到法院,药监局两次都胜诉了;然而,医院输了官司,赢得了民心,前往该医院看病的患者比过去增加了好几倍。我们为此调研几次,写出了特殊报告,又给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写了公开信。据说,药监局最近说,陈欣是个好大夫,药是好药,医院是模范医院,但款还是要罚的。
  其实,天津刘弘章大夫也遇到类似问题。此类问题在全国太多了。这是按西药标准衡量中药,是迷信“科学”、崇洋媚外的一种表现,也是消灭中医药的具体做法。
  药品法必须修改,按照中药自身规律修改。中医中药历来不分家。任何中医大夫为了患者方便,完全应该可以自制丸散膏丹使用。

  五、 每个中医都有义务带徒
  为了振兴中医,为了13亿国人健康,按照清末民初每万人中有20多名中医的比例,今天,我国至少应有300万中医。不可能指望中医院校培养出这300万中医,院校只能培养出“学历”,培养不出临床能力。我希望,全国每一个有水平的真正的中医,或有绝招的中医,都可以而且应该效仿恽铁樵、承淡安,自己办中华文化书院或中医文化传承讲堂,传授弟子,让中医文化和中医绝学传遍祖国大地。
  有人会说,这样传承的弟子没有文凭,拿不到行医证,不会有人来学的。第一,拿文凭考行医证的政策是错误的,我们要相信政府会修改执业医师法的,会逐步解决的。用不了多久,就不会这么要求了,能否行医要师父说了算。喜来乐的徒弟能否出师、能否开方行医是喜来乐说了算。不能由文凭说了算。在女人身上找前列腺的博士有文凭,能够看病吗?第二,大多数想学中医的人肯定是希望学点真本事,拥有临床能力;而不是拿张文凭不会看病只好该行其他。只要拥有临床能力,自会有人找你看病。看病时不收费,按照佘部长说法,不算医疗行为。但中国人有很强的感恩思想,你给他治好病,焉有不感谢你的道理,他会赞助你的书院,赞助你的讲堂。我曾经给几家寺院和道观讲,希望他们派一些徒弟学医,将来在寺院道观为群众施医舍药,治好了大家的病,香火自会大大增加,比你看病收的钱多多了。第三,他学好了出师了,毕业了,你也可以给他安排在什么地方,形成你特色疗法的连锁店,使你的特色疗法遍及全国,方便各地同胞看病。第四,书院可以在工商注册,卫生系统不管。书院、讲堂不仅讲中医药文化,也讲诸子百家,讲易经、道德经等,也讲棋琴书画,使人们知道露脐装会使人害病,选美不合中华文化。
  1989年开始的足疗,到今天,有足疗人员500万。卫生部门管吗?我们要培养出300万中医,全国人民就不会“看病贵看病难”了。总有人说,所以“看病难看病贵”,是因为我国医疗卫生经费占GDP的比例太小。此说不当,只要培养出300万纯正的中医,不仅不用增加医疗卫生经费,还会省出很大一块。
  2003年我们就提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应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因此,今天的医改首先要让中医按自己的规律传承发展,带出300万纯正中医,如此才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健体系,那将再一次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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